朱自清先生的名篇《荷塘月色》一开篇就写道：“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句话据说是全文的文眼。
解读全文，关键在于解读“文眼”。对这一文眼的传统解读是，表现了朱自清先生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把先生的“不宁静”归结于政治的原因。
我以为此种解释颇为牵强。
朱先生“不宁静”的是“这几天”，不是“这几月”，更不是“这几年”。二十年代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从这种大环境来说，没有人能宁静，而且也不可能只是几天的不宁静。所以，所谓“对现实不满的愤激之情”，实在是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强加上去的。
解读文章，应该从文章本身出发，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常识似乎不起作用了，让位于政治了：一切从政治的需要出发。
其实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细细品读文章，就会发现，朱自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要表达的不宁静或许是由他的妻儿家庭造成的?
朱先生的前妻武钟谦女士是他遵父母之命娶进门来的，当时他才十九岁，还是清华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十分无奈的。“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
武钟谦是个在封建思想熏陶下长大的旧式女子，虽然温柔贤惠，却是只字不识。虽是不满意，却又能如何?一句“又有什么可说”即道出了先生的无奈。
而且他们搬到北京之后，“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均摘自朱自清《儿女》1928年6月24日，北京清华园)
兴许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武氏去世后，朱先生所娶的第二个夫人陈竹隐女士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书达理的新女性。当然这是后话。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投向文章，据文本来细细解读。
“我”走出屋子去荷塘时，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对“我”是毫不在意的。她对“我”的“不宁静”，既不理解，也不关心。
在武氏的心目中，丈夫虽是“天”，然而孩子却更是她的整个世界。“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你的短短的十二年结婚生活，有十一年是耗费在孩子们身上。”“你对于教育老实说有些外行，孩子们只要吃得好玩得好就成了。”(朱自清《给亡妇》)。武氏走不进朱先生的精神世界。自己最亲近的人却是最不了解自己的人，这对文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
一走出屋门独自踱步，“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便觉自己是个自由的人”。没有孩子的聒噪，没有妻子的唠叨，“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见荷叶，是亭亭的舞女的裙;见荷花，是袅娜的、羞涩的、刚出浴的美人;见月色，是笼着轻纱的梦……这些都是作者所渴望的(这在他的《女人》里说得很清楚)，但却又是不可求的。于是，他只能在暂时摆脱妻不理解的阴影的情况下，作一些虚幻的想象，以此来满足自己一时的愉悦。
从十九岁遵父母之命开始，朱先生的心里始终留有一份“惆怅”的滋味(《朱自清传》)。这几天或许又有什么家庭琐事重新引起了他无真正爱情的孤独和痛苦，才导致了他的“不宁静”。所以，表现出来的哀愁是淡淡的哀愁，因为武氏毕竟是端庄贤淑、温柔体贴的：“这十二年里你为我吃的苦真不少，可是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我们在一起住，算来也还不到五个年头。无论日子怎么坏，无论是离是合，你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连一句怨言也没有。(朱自清《给亡妇》)”
哀愁是“淡淡的哀愁”，在荷塘因一时解脱而得到的喜悦，当然也只能是“淡淡的喜悦”了。
至于听到的蛙声的热闹，是因为它们正在求偶，你唱我和。但想到现实，“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更印证了朱先生婚姻的不美满。回来的路上想到了江南采莲的热闹，少年女子唱着艳歌，荡舟心许，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早已无福消受了”，这更是他内心声音的直接流露了。
文章最后，“我”回到屋里，“妻早已睡熟了”。这不仅仅是文笔上的一处照应，更是对自己爱情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的一处强调。
妻子武氏与朱自清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她能照顾的只是孩子和丈夫的饮食起居，虽然这照顾无微不至;可灵魂深处，谁不渴望与妻子有感情的沟通与碰撞呢?更何况朱先生这样的文人?
正是妻始终游离于“我”的精神世界之外的现状，才造成了“我”的惆怅与不宁静。武氏和朱先生是隔膜的，就连致她于死地的病她都一直瞒着朱先生，因为“我有一个坏脾气，怕听人生病，也是真的，后来你天天发烧……一直瞒着我，明明躺着，听见我的脚步声，一骨碌就坐起来”(朱自清《给亡妇》)。虽然朱先生写这些文字时满怀心疼与悔恨，可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他们夫妻间的隔膜与距离。
读到这里，一个对爱情生活有所追求，但又冲不出世俗羁绊的鲜活文人的形象，就立于我们面前了。
紧紧扣住文本，从文本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解读“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一文眼的意义所在。
